青春的末代帝国

当下这个时代，当别人都忙着挣钱、忙着进行各种残酷的生存斗争时，你如果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那样突然呼喊“下雨了，大家要收衣服啦！”是不合时宜，甚至会被人嗤笑的。笑的人尽管去笑，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会站在历史进程的某个角落，冷冷地看着这集体的疯狂和集体的无意识。这些人怀着唐僧式的妇人之仁，饱含对一种集体命运的终极关怀。你选择翻一翻这本小书，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妇人之仁为孔子所不齿。因为妇人之仁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妇人之仁还因为不能忍于爱，所以乱大谋。朱熹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

我承认站在角落里突然蹦出来嚷嚷，是有些妇人之仁。因为我忍不住，因为又有终极关怀的爱。这回我忍不住，是在于我在课堂上的一个令我惊异、悲愤和愤怒的经历。当我把如此重要的课题讲给学生听的时候，居然看到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有个女生明目张胆地“悍然”绣着花！是的，她在绣花。那一刹那间，所有的情愫都涌上心头，我明白了为什么愤青们吵吵嚷嚷要跟东边那个岛国再干一场，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在空喊全球化的时候却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所在，更明白了为什么晚清以来的民族情绪总是不能处于一种合适的发展轨道上。

因为我不是君子，所以依我这个妇人之仁的脾气，自然是要说道说道那些匹夫之勇的事情了。因此，看官且莫嗤笑，先做到妇人之仁PK一下匹夫之勇，就已经是我们的万幸了。

无视历史和用情绪代替对历史的反思，是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真正危险。

有感于此，我深深懂得读历史是在情感和理智之间进行搏杀的一个过程。比如，从情感上而言，我们很难接受慈禧这个人；但是，从理智上而言，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君主必须具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所以，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往往从道德的角度评是不够的，相反，政治人物只能从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评价。但是，对道德的偏好是一般人的本能，所以，对晚清人物进行好人和坏人的划分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是从政治本身的角度去看，由于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政治已经偏离了亚里士多德所谓“良好的政治是为了城邦的善”的坐标，现代政治本身的非道德性本质已经成为评价所有当政者的新的起点或者前提。那么，在这里再强调晚清政治人物本身是否是好人，是否是坏人，就显得多余了。

因此，我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晚清政治人物。这个角度就是人的角度，即：从其生活和经历的角度，试图解读那段似曾相识的历史。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惊人相似性，导致时人均以学习晚清人物为时髦，故有“做官要学曾国藩，做人要学胡雪岩”之语。然而，可能没有多少人真正参透曾国藩和胡雪岩们的人生之价值。要么是学到了曾国藩的权术谋略，要么是只看中了胡雪岩的官商勾结，而对于他们的为人之精神，很少加以理会。同样的，晚清涉外关系给我们也留下了学习的遗产。然而，我们往往陷入一种先入为主的民族挫折感和受害者情结，或者用一种概括性的僵化视角看待整个晚清七十年的涉外关系，而对那时身处中西冲突中人物的真实命运关注不够。

阅读晚清涉外人物，如果你学到了权谋和官商勾结，是读到了第一层次；如果你走出了一种受害者情结，那么是读到了第二层次；如果你试图走进这些人物的生活，并且感受到一种从总体上而言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第三层次了。

在我们以热情饱满的姿态拥抱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在似是而非的崛起的时候，飘飘然的我们似乎并不在乎逐渐凸显的身份迷失的问题。我曾经呼喊走出晚清，旨在呼吁摆脱一种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受害者情结和复仇心理。然而应者寥寥。

于是我反思走出晚清的真正途径是什么。这途径绝对不是忘记，或者对历史的有选择的记忆。真正的走出，是要用理性的、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回顾那段历史。那就是说，我们还要走近它，看个明白，才能最终摆脱它的影响。用黄仁宇的话说，历史具有一种“长期的合理性”。因此，翻阅晚清的对外关系，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本想轻松地创作一种方式—— 生活本身就太沉重了， 不是么？ 但是，面对真实的历史，冷冷的看客，也许代表了最合适的一种态度。

一个失去侠胆决死之风上千年的帝国，到了晚清，突然间昙花一现地出现了一帮人，他们既非疲于奔命，也非垂死挣扎；他们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一种民族宿命，他们要改变那种窃以为是自宋代以来国民性中逐渐积累的悱恻的弱文人的气质，做一回大丈夫。这是勇气和理性的回归。

勇气和理性的回归，就是人性的回归。所以，如果我们首先把这些人看成是普通的人，那么，离真正的走出晚清也就不远了。

西方冲击到来之时的晚清帝国，人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沉思。的确，土地是古老的， 但是， 真正快速作出反应的， 仍然是末代帝国的青年人。戏剧和电视剧中多半把晚清名人扮演得或胡子拉碴，或老态龙钟。其实左右了晚清乾坤的许多著名人物，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改革派和革命派，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大多年纪轻轻，就已经创立了一生之大事的根基。而且其中多人，竟然是没有取得进士功名，甚至连举人、秀才都没有取得的“白衣”（古时未仕者常穿白衣，故代称无功名之人）。可见，那是一个并不年迈的时代。